電影人生系列第五場電影放映及映後對談分享 (2024 Spring)

2024年3月15日晚，由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人文、語言與翻譯學系主辦，文潔華教授和陳智廷博士策劃的2024年度春季「電影人生」系列第五場放映了電影《末路狂花》（Thelma & Louise）（1991），邀請到資深影評人喬亦思女士﹙Joyce Yang﹚作對談嘉賓。《末路狂花》根據作家亞歷山大·馬克西克的小說A Marker to Measure Drift改編。電影講述了吉娜·戴維斯（Thelma Dickinson），一位保守消極的家庭主婦，與她的餐館服務員好友蘇珊·莎蘭登（Louise Sawyer），一起反抗父權對女性壓迫的故事。

喬女士先就《末路狂花》的敘事結構進行分析，指出電影用「The Hero’s Journey」敘事結構，講述兩位主角的蛻變過程，由走出舒適圈，然後兩度遇上危機，最終一起解決危機。

《末路狂花》中公路幾乎無處不在，它與一般公路電影有何不同呢？喬女士解釋，這是一個關於旅程上有什麼的問題；《末路狂花》的公路上同樣出現機車和馬，可能是致敬其他西部片，但它獨特之處在於對自我意志的探索。同樣也可以問，旅程上沒有什麼？一般都沒有家庭，象徵著反叛的精神，只是駕著車尋找新地方，為了打破可預計的人生，所以沒有計劃的，且不是浪漫化和理想化的旅程，只代表了人生對自己的重新定義。

《末路狂花》作為女性主義經典電影，其女性主義立場還體現對性與身體的處理。影片開始時她們是性的提供者，是男性性物化的對象，而「銀子彈」酒吧是轉折點。在酒吧事件後，她們開始有意識地奪回自己身體的主權。兩位女主角並非典型美女，這一點與近年上映的女性主義作品不同。無論是《芭比》 ﹙Barbie﹚、《可憐的東西》﹙Poor Things﹚還是《消失的她》、《熱辣滾燙》，在這些電影裡，女性角色必須有「to be look at ness」；《末路狂花》主角除了有身體之外，更賦予了車和槍，這一點明顯與以前將女性身體當作獵物、女性角色只作為性提供者、是客體而不是主體的主流公路電影非常不同。

《末路狂花》中兩位主角多次犯罪，實在可以被稱為不法之徒，然而在主流公路電影中，男性角色的犯罪往往會浪漫地處理，而女性一旦有相同的行為就只能視為不法之徒，《末路狂花》中並沒有這個設定。

最後，喬女士留下一個關於自由與懲罰的問題，《末路狂花》的結尾素來被人批評為逃避主義，為何兩位主角一定要死呢？改從樂觀角度思考，這死亡其實是在向未知的世界進發，是自由的象徵；當然也可以悲觀地解讀，兩位主角真的以死亡逃避責任。

在問答環節中，觀眾表示《末路狂花》結尾是悲觀的處理手法，而這悲觀是由於人即使察覺到社會規則不妥，也難以單憑一己之力解決，所以只能靠死亡離開這不妥的社會規則；也有提問近期新聞說到「女性走後怎樣」的問題。最後喬女士寄語觀眾們，可以用電影對照人生，對自己有更清晰的定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