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ilm and Life Series 電影人生系列

電影人生系列第五場電影放映及映後對談分享 (2024 Spring)

2024年3月15日晚,由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人文、語言與翻譯學系主辦,文潔華教授和陳智廷博士策劃的2024年度春季「電影人生」系列第五場放映了電影《末路狂花》(Thelma & Louise)(1991),邀請到資深影評人喬亦思女士﹙Joyce Yang﹚作對談嘉賓。《末路狂花》根據作家亞歷山大·馬克西克的小說A Marker to Measure Drift改編。電影講述了吉娜·戴維斯(Thelma Dickinson),一位保守消極的家庭主婦,與她的餐館服務員好友蘇珊·莎蘭登(Louise Sawyer),一起反抗父權對女性壓迫的故事。
喬女士先就《末路狂花》的敘事結構進行分析,指出電影用「The Hero’s Journey」敘事結構,講述兩位主角的蛻變過程,由走出舒適圈,然後兩度遇上危機,最終一起解決危機。
《末路狂花》中公路幾乎無處不在,它與一般公路電影有何不同呢?喬女士解釋,這是一個關於旅程上有什麼的問題;《末路狂花》的公路上同樣出現機車和馬,可能是致敬其他西部片,但它獨特之處在於對自我意志的探索。同樣也可以問,旅程上沒有什麼?一般都沒有家庭,象徵著反叛的精神,只是駕著車尋找新地方,為了打破可預計的人生,所以沒有計劃的,且不是浪漫化和理想化的旅程,只代表了人生對自己的重新定義。
《末路狂花》作為女性主義經典電影,其女性主義立場還體現對性與身體的處理。影片開始時她們是性的提供者,是男性性物化的對象,而「銀子彈」酒吧是轉折點。在酒吧事件後,她們開始有意識地奪回自己身體的主權。兩位女主角並非典型美女,這一點與近年上映的女性主義作品不同。無論是《芭比》 ﹙Barbie﹚、《可憐的東西》﹙Poor Things﹚還是《消失的她》、《熱辣滾燙》,在這些電影裡,女性角色必須有「to be look at ness」;《末路狂花》主角除了有身體之外,更賦予了車和槍,這一點明顯與以前將女性身體當作獵物、女性角色只作為性提供者、是客體而不是主體的主流公路電影非常不同。
《末路狂花》中兩位主角多次犯罪,實在可以被稱為不法之徒,然而在主流公路電影中,男性角色的犯罪往往會浪漫地處理,而女性一旦有相同的行為就只能視為不法之徒,《末路狂花》中並沒有這個設定。
最後,喬女士留下一個關於自由與懲罰的問題,《末路狂花》的結尾素來被人批評為逃避主義,為何兩位主角一定要死呢?改從樂觀角度思考,這死亡其實是在向未知的世界進發,是自由的象徵;當然也可以悲觀地解讀,兩位主角真的以死亡逃避責任。
在問答環節中,觀眾表示《末路狂花》結尾是悲觀的處理手法,而這悲觀是由於人即使察覺到社會規則不妥,也難以單憑一己之力解決,所以只能靠死亡離開這不妥的社會規則;也有提問近期新聞說到「女性走後怎樣」的問題。最後喬女士寄語觀眾們,可以用電影對照人生,對自己有更清晰的定位。